「要幸福喔」的社會想像力

在當代的社會發展爭議當中，「拼經濟」彷彿成了人們唯一沒有爭議，奉為圭臬的神主牌。人們相信「經濟成長」能帶來財富，財富將許諾人們健康幸福的生活。因此，在任何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中，「拼經濟」成為最重要的判斷法則：我們不能夠太保護環境，因為那會提高工廠的成本，讓很多廠商不願意來到我們家鄉拼經濟；我們不能太嚴格取締那些盜採砂石的怪手，因為我們要拼經濟，當然需要大量的砂石來讓我們築高樓，造大橋。我們不能有太多的社會福利措施，那除了會拖垮政府的財政，也會讓人們懶惰而不願意齊心來拼經濟；我們不能太重視勞工的權益，因為那會讓老闆們拼經濟時受到員工們的吵鬧，這樣就沒有人願意來我們這裡投資了。我們也不能太重視地方的歷史文化，因為那些古蹟常常會阻礙了我們蓋大樓、開大路等拼經濟應有的作為。我們不用太在意拼經濟的過程中，財富分配的問題。總之，只要拿出「拼經濟」這個神主牌，所有的公共討論便似乎有了最後的答案，似乎一切關於社會發展的想法，都只有在拼經濟之後才能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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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經濟學傳統的核心中，我們可以發覺到關於「成長」的概念，以及許多關於經濟成長和生活品質關係的假設。在此，經濟成長通常指的是一個國家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的實質年成長率。强大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則會被視為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也是作爲一個社會在「發展」的絕佳證據。因此過去數十年來，世界各國的政治與經濟政策都以追逐與維持成長爲首要目標。人們相信經濟成長自然會帶來財富以及每個人更好的生活，這樣的信念廣泛存在人們心中，並且不受質疑。這種簡化的「發展的想像」，讓人們認為追求經濟的發展，便能帶給我們無窮希望，能許諾人們更美好的生活。

事實上，衡量「拼經濟」成果的國民生產毛額計算主要依賴市場價格作為衡量依據，使得不具市場價格的面向便被排除於外，因此其無法衡量實際的經濟產出。Fred Block即指出了GNP未考量的四個面向，包括了家戶(無酬)生產與自願性勞動、休閒的經濟效用、工作的非薪資報酬、以及生產活動的外部性(如環境成本)。這些面向的闕漏，使得GNP的計算出現了「一個男人如果取了自己的管家為妻，GNP會下降」、「環境污染穢帶來GNP的增加」等弔詭。

另一方面，GNP也無法實質的衡量人們生活福祉的提升。GNP的測量將人們的生活福祉窄化成為「經濟的」面向，而「拼經濟」的幻影讓人們對於「所得」提升濃縮了貨幣之外其他的滿足意義。同時，GNP的提升也無法反應了社會所得分配的圖像。「拼經濟，然後雨露均霑」的信念在近年來雖然成為許多國際組織的圭臬，然而逐漸遭受了來自理論與許多實證經驗的挑戰。眾多規劃來促進並維持經濟成長的政治與經濟政策的實質效應，儼然抵觸了聲稱企業導向的經濟成長是消弭貧窮和改善所有人生活品質的唯一途徑的假設。特定的成長導向的政策不僅無法改善窮人的生活品質與健康，同時惡化中產階級和窮人的經濟狀况，更加重了弱勢群體的苦難。

這個將經濟成長視為絕對良善的意識型態同時形塑著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各國以及主要國際組織的發展論述與政策選擇。歷史上它們曾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包括「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雷根主義」、「新右派」以及「企業導向的經濟全球化」等。這個觀點認為經濟成長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並且經濟唯有在政府對市場的介入有所節制時，才能獲得最佳的表現。因此，爲了對所有的公民好，政府應該承諾市場行動者的最大自主性。同時縮減公共支出，大幅刪減社會與公共服務的預算，將這些公共服務進行私有化，並致力金融與勞動力市場去管制化。不意外地，提倡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者，同時也是在政策施行中獲利最多的，即富裕國家、銀行、企業以及投資客。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措施雖然可能成功地促成了經濟成長，不過成長的利益是不公平地分配，而且往往那些原本就比較富有者會分得更多。在貧窮國家，經濟利益流向當地最富有的人們，以及國外的企業與銀行。如此的社會不平等以及近來亞洲、東歐以及拉丁美洲所引起的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焦慮，引發了對於新自由主義日漸廣泛的不滿。對於新自由主義教條以及它不顧後果的市場實踐的反省，似乎宣告了國際經濟結構的改變的到來。不過我們很關心這些改變仍然對窮人們帶來相同的結果。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諸多替代「主義」本身並不會使得窮人們獲得更好的生活，或者使得他們擺脫疾病的弱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他為世界銀行所做的一系列演講之後，所寫成的書「發展的目的即是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論證：自由是促進發展的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自由根本就是發展的目的。關於自由作為發展的目的，他說：「發展應被視為個人所享有之自由的擴展過程，這將發展的重心放在人類自由的看法，與傳統將發展狹窄地只用國民生產毛額的成長與個人收入的增加來衡量的觀點，有很大的差別。」如果以自由為發展的目的來評估發展的後果並擬定發展的政策。Sen 認為，許多社會將有更順暢的發展以及更重要的，會有更多人享受發展的果實。自由不是抽象的，不可被具體呈現的，自由展現在政治層面即是選舉的權利、正常運作的政黨體系、公共議論的管道、以及自由的媒體，體現在社會層面的是受教育機會、醫療保障以及社會安全體系，呈現在經濟層面的是經濟安全與工作、交易、消費產品的自由。

此外，Fred Block也指出了以GNP增長為指標的「經濟成長」，將無法看到社會發展的「質的成長」。對於社會發展品質的重視，可能在GNP的計算下顯現「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果－提高品質，GNP成長趨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社會經濟效用沒有增加。對於「質的成長」的呼籲，指出了社會發展除了「GNP」，除了「效率」之外，應該有更為豐富、合理的社會經濟生活目標，諸如平等、自由、環保、民主等，可能才是社會發展的核心。這並不意味著只是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事實上，所謂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再具備古典意義上的原型，它們在具體情境下都出現了多種不同的制度安排。

當「要幸福喔」成為人們的問候語之際，儼然我們需要更為豐富的社會發展想像，才可能許諾更為幸福的社會經濟生活。以GNP「報數」為核心的「拼經濟」路線限制了我們追尋更為豐富社會想像的視野，唯有對於這些一直以來被視為圭臬展開嚴厲的檢視與反思，我們的雙眼才有可能被擦亮。